劳工社会学英文研究前沿10篇:母职惩罚、机器换人、狗屁工作……

admin 2023-10-05 08:31:07 浏览量: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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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鹅鸭杀白给专家校订:孙宇凡

本篇在备份小号【社会学传送门】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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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度专题”栏目通过编译英语世界专题领域的近期发表论文,致力于引进英语社会学界最前沿、最专题、最及时的知识。

本次推送包括十篇论文,选自劳工社会学从2022年10月到2023年3月发表的一系列论文,涉及工作生活平衡、自动化与有意义的工作三个模块。

编译来源期刊,主要包括:

英国社会学学会旗下刊物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关注劳资关系的期刊Work and Occupations

本专栏在

(这也是“社会学理论大缸”的备份号,欢迎关注,以防失联)

前沿专题一:工作生活平衡

第1篇:二胎政策的呼唤:当代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妇女的工作—家庭冲突、性别策略和自我价值

As the Two-Child Policy Beckons: Work-Family Conflicts, Gender Strategies and Self-Worth from the First One-Child Gener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Ye Liu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在二胎政策下,独生子女一代女性是如何做出生育选择并商谈工作和家庭关系的?我通过对第一批独生子女的无兄弟姐妹女性进行82次深度访谈来回答这个问题。这项研究统一了Gerson和Peiss以及Kandiyoti关于边界和性别策略的概念框架,但增加了一个新的自我价值维度。数据表明了三种不同的生育策略:拒绝、接受和拖延,每种策略都代表了与父权制边界的不同商谈和对自我价值的评估。特别是,研究结果强调了父权制策略在国家、工作场所和个人家庭中是如何被协调并转化为广泛存在的关于生育义务、精英制度以及生产力的话语,进而在私人和公共领域维持僵化的父权制话语。女性并非屈从于多方面的父权,而是通过道德、经济和/或地位价值的语言,战略性地评估和检验她们不同的工作和家庭身份。 

第2篇:在家上班与工作—家庭冲突

Working from Home and Work-Family Conflict 

Inga Laß and Mark Wooden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在家工作对家庭生活是好是坏,以及什么条件下是好是坏,这些问题基本上没有纵向证据。本研究利用澳大利亚家庭、收入和劳动力动态调查的15波数据,研究了在家工作和父母间的工作—家庭冲突之间的关系。固定效应结构方程模型表明,在家工作时间越多,工作与家庭的冲突就越少。但是,这种关联只对那些大部分时间在家工作的人来说是可观的和显著的。此外,母亲从在家工作中的受益程度明显高于父亲。

中介分析表明,在家工作和工作—家庭冲突之间的关系,部分是由时间安排控制水平、通勤时间和非正常工作时间(unsocial work hours)所中介的。虽然在家工作的人通过增加时间安排控制和减少通勤时间,从而减少工作—家庭冲突,但在家工作也更多和非正常工作时间有关,这增加了工作—家庭冲突。 

第3篇:参加与工作有关的培训:是否存在父母亲的培训惩罚?

Participation in Job-Related Training: Is There a Parenthood Training Penalty?

Gundula Zoch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有偿和无偿工作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有据可查,但在和工作相关的进一步培训中的优势或劣势模式却未被充分探讨。以往的横截面研究表明,在进一步培训中存在性别差异,女性特别是母亲的参与率较低,培训时间较短。

本文基于德国国家教育面板研究(成人队列,2008-2020),首次使用面板分析来研究性别化的父母身份(gendered parenthood)对参与非正式的进一步工作相关培训的影响。固定效应回归结果给出了父母身份培训惩罚的证据,这种惩罚对母亲和分娩后头几年特别明显。虽然父亲的培训惩罚大部分可以解释,但在考虑大量随时间变化的特征时,母亲的差距依然稳健。这些结果表明,母亲的愿望或雇主的支持有进一步的相关变化。这些强调了培训机会对于减少以后与生育有关的不平等的重要性。 

第4篇: 工作与家庭交接处的“灰色地带”:将不稳定工作所需的适应性理论化

The "Grey Zone" at the Interface of Work and Home: Theorizing Adaptations Required by Precarious Work

Valeria Pulignano, Glenn Morgan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这篇概念性文章在“劳动的总体社会组织”(total social organization of labor)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框架,以分析公共领域的不稳定工作对私人家庭领域重组的影响。核心主张是存在一个无偿劳动的“灰色地带”,需要在家庭中进行商谈,或至少是容忍,以从事不稳定的有偿工作。灰色地带被认为是不稳定工作条件下的一个必要的过渡空间,需要在家庭中进行时间和空间上的调整。

本文解释了在私人家庭领域的“灰色地带”背景下,时间和空间的调整是如何导致新形式的无偿劳动的。雇主已经越来越摆脱了通过工资关系提供保障的责任;家庭和其原有的社会经济地位已经适应了支持在不稳定工作条件下获得和生存所需的无偿劳动。

前沿专题二:自动化

第5篇:通过自动化提升中国:制造商、工人和技术发展型国家

Upgrading China through Automation: Manufacturers, Workers and the Techno-Developmental State

Ya-Wen Lei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本文分析了在中国的技术发展主义下,地方政府、电子制造商和低技能工人(low-skilled workers)如何看待和决策自动化问题。自2010年代初以来,地方政府将自动化,特别是用机器人替代人类工人,作为其技术发展主义战略的关键,并制定了统计指标以促进政策的实施。虽然制造商意识到了这种替代的局限性,但大多数人继续夸大机器人的力量,以便从地方政府获得物质和象征性的利益,而地方政府则依靠制造商来实现其统计指标。同时,大多数低技能工人接受了国家的愿景,认为自动化有利于国家进步,尽管这些工人被国家政策排斥得最多。基本上,中国的技术发展主义导致了国家与资本的共生关系,使低技能工人被边缘化,同时复制了一个国家的社会技术想象,将技术进步的抽象概念置于自动化、劳动保护和社会平等的实际功效之上。 

第6篇:谁会被机器人取代?机器人化和不同类型工人的失业风险 

Who is Replaced by Robots? Robotization and the Risk of Unemployment for Different Types of Workers

Maria Valasaki 

Work and Occupations

我们研究了机器人化(robotization)对不同类型工人的失业风险的影响。我们使用两个理论框架来研究机器人化在技能水平和职业水平上增加不平等的程度:技能偏向的技术变革和任务偏向的技术变革。在经验上,我们将工人层面的数据与工业机器人的实际投资信息相结合。

放大到德国制造业,我们的多变量结果显示,机器人化对不同类型的工人有不同的影响。我们没有观察到低技能和中等技能工人的失业风险增加,但我们发现高技能工人的失业风险大大降低。此外,失业风险在具有高度可替代任务的职业中明显增加,但只有在大量投资于机器人的行业中才会出现。 

前沿专题三:有意义的工作

第7篇: 迈向有意义工作的社会学

Towards a Sociology of Meaningful Work 

Knut Lasser, Jan Ch Karlsson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在过去的十年中,关于有意义工作(meaningful work)的性质、影响和前景的研究蓬勃发展。尽管学者和研究者的兴趣激增,但该研究领域对于如何定义有意义工作,以及其成分是否完全是主观感知或完全由客观的工作特征所引发的等问题缺乏共识。有意义工作的客观和主观维度之间的脱节,让我们难以理解有意义工作如何在工作场所、管理、社会和个人关系的相互作用中出现。

本文处理这个问题,并介绍了一个新的社会学意义的有意义工作框架,这个框架以自主性、尊严和认可等的主客观维度为主要支柱。通过这种方式,本文提供了一个框架,分析了有意义工作是如何在能动者层面被经验到的(experienced),但在结构层面上被更广泛的动态所塑造。 

第8篇:异化不是狗屁:对格雷伯的狗屁工作理论的经验批判

Alienation Is Not "Bullshit": An Empirical Critique of Graebers Theory of BS Jobs

Magdalena Soffia, Alex J Wood, Brendan Burchell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大卫格雷伯的“狗屁工作理论”引起了学术界和公众的极大兴趣。该理论认为,大量且迅速增加的工人正在从事自己认为无用且无社会价值的工作。尽管产生了明确的可检验的假设,但这一理论并没有建立在强有力的经验研究之上。因此,我们使用欧盟的代表性数据来测试其核心假设中的五个。

尽管我们发现做无用工作的感觉与糟糕的福祉密切相关,但我们的发现与格雷伯理论的主要命题相矛盾。将自己的工作描述为无用的员工比例很低,而且在下降,这与格雷伯的预测没有什么关系。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和“劳动关系”(work relations)方法为另一种说法提供了灵感,即在解释为什么工人认为有偿工作是无用的时候,需要强调不良的管理和有害的工作环境。

第9篇:压力下的家庭:职业使命(vocational calling)的代价以及可以采取的措施

Families under Pressure: The Costs of Vocational Calling, and What Can Be Done about Them 

Stephanos Anastasiadis, Anica Zeyen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这篇概念性文章扩展了关于使命的不利因素的文献。本文有四个主要贡献。首先,本文认为,使命的一些负担不是由被呼召者(called individuals)或雇主承担的,而是由亲密的家庭成员承担的。第二,本文认为,使命影响了工作和生活的意识形态,限制了被呼召者行使选择权和自我管理其工作和生活的能力。第三,本文引入了“依赖牺牲的组织”(sacrifice-reliant organisation)这一新颖概念,即依靠使命来实现组织目标。第四,本文从规范角度论证了拥有被呼召成员的组织对其成员的家庭有更大的照顾责任,这与组织依靠使命来实现其目标的程度是相称的。文章还利用关怀伦理学,就这种强化的关怀义务的程度和组成部分制定了准则。  

第10篇:全球南方的生育工作:印度商业代孕的生活经历和社会关系

Reproductive Work in the Global South: Lived Experiences and Social Relations of Commercial Surrogacy in India 

Madhusree Jana, Anita Hammer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本文调查了全球南方的生育工作,这些工作在地方—全球生育等级制度下对女性的生育身体进行商品化,将生育过程用于生产。本文通过对印度北部商业代孕的质性研究,研究了代孕者在其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的生活经验。

本文将代孕概念化为有助于创造价值的生育劳动,评估了工作场所的劳动关系,比如代孕者“生活和工作”的旅馆,以及通过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密集的社会和物质关系网络发挥作用的招募、签约和控制机制。由于缺乏有效监管和国家禁止政策,代孕者羸弱的讨价还价能力和生育诊所和代理人的巨大权力变得更加复杂。本文主张保护代孕者作为工人的权利,而不是主张最近在印度实施的代孕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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