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简 介洪亮，黑龙江安达人2014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出版专著两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各1项，曾入围第二、第三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
目前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抗战文学本文原刊于《东岳论丛》2022年第6期，感谢作者授权发布内容提要肺结核作为一种被高度浪漫化的疾病，它在中国现代作家笔下所被赋予的隐喻意义得到了不少研究者的关注，但是同样经常在文学作品中出现的痨病，却鲜有人论及。
“肺结核”与“痨病”基本上指的是同一种疾病，但其象征意义却大相径庭：前者意味着文雅、精致和敏感，那些被视为精神贵族的知识分子是“易感人群”；后者则意味着苦难、劳碌与贫穷，它往往与底层民众联系在一起指出这一点并不能推翻肺结核总被视为“贵族病”的结论，不过由此出发，我们却可以进而探讨文学中“身体”的多义性：它既可以是最抽象的，也可以是最具体的，而这两个含义又分别与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作品构成了某种关联。
因而“肺结核”与“痨病”的同病异名现象，也就可以视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种思潮之独特关系的隐喻关键词肺结核、痨病、身体、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一 疾病的揶揄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写到他和郑伯奇初次见面的情形时，用揶揄的口吻描绘了郑伯奇的意外感：
“因为我做过《死的诱惑》那一类的诗，我写给他的信上也多是消极的话，因此在他的想象中以为我一定是一位病弱的人，肺结核没到三期，怕至少是到了二期的”1在这里，郭沫若清楚地点出了肺结核在一般人心目中的象征意义——柔弱、颓废、多愁善感等等。
近半个世纪之后，苏珊·桑塔格的《作为隐喻的疾病》一文对此作了更加理论化的阐释，不过从郭沫若的语气中显然能够看出，作为一个曾经的医学生，他对那种认为什么样的人就“一定”应该得肺结核的世俗偏见，已经有了嘲讽之意。
无独有偶，鲁迅在《病后杂谈》一文中，也嘲讽了一种关于疾病的想象：有人“愿秋天薄暮，吐半口血，两个侍儿扶着，恹恹的到阶前去看秋海棠”，并不无刻毒地调侃说，这愿望很有道理：“才子本来多病，但要‘多’，就不能重，假使一吐就是一碗或几升，一个人的血，能有几回好吐呢？
过不几天，就雅不下去了”2最符合鲁迅所说情形的疾病，恐怕非肺结核莫属，吴晓东在论及肺结核被审美化的原因时，便举了《病后杂谈》的例子，并分析道：“吐半口血，自然是无伤大雅的而肺结核的‘雅’，也多半是‘吐半口血’的‘雅’，或者说，是雅得恰到好处、恰如其分。
”3苏珊·桑塔格所谓肺结核被视为一种“消耗”性的疾病4，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无论是才子气十足的郭沫若还是对才子气深恶痛绝的鲁迅，都指出肺结核（或与肺结核类似的疾病）会被当做一种“才子病”，这并不奇怪，毕竟，肺结核被赋予了丰富的隐喻意义，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今人在讨论浪漫派作品中的肺结核病时，往往言必称桑塔格，但如果仅仅为了论证此病的“浪漫”属性，似乎用不着什么理论工具郭沫若和鲁迅的揶揄就清楚地表明，他们不但早已发现了这种疾病的“秘密”，而且也意识到了对疾病的浪漫化其实是一种偏见。
不过，一旦把他们的揶揄和他们各自的小说作品联系起来看，我们倒是会有更加有趣的发现——揶揄归揶揄，二人的作品中都出现过肺结核这种疾病，只不过处理的方式大相径庭在郭沫若为数不多的小说里，出现肺结核的就有三篇，可以说“发病率”非常之高。
按写作先后顺序，第一篇是《残春》，写到了一个日本看护妇S姑娘，本来主人公爱牟只是听说她觉得自己肺尖不好、怕得肺结核，但在爱牟的梦境里S姑娘真的成了一个肺结核患者；第二篇是《落叶》，其中的日本留学生洪师武最终死于肺结核；第三篇则是作于抗战期间的《月光下》，主人公逸鸥是个战乱中迁徙到后方的作家，面对着孩子病亡、自己也身患肺结核的绝境，他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
在这三篇小说中，《残春》和《月光下》里的患病者一为多愁善感的少女，一为穷困潦倒的文人，肺结核的象征意义基本没有逸出常轨5但是《落叶》却显得颇为另类，作品并没有一上来就把洪师武直接设定为肺结核患者，而是详细交待了他从染病到死亡的全过程：留学日本的他，先是由于生活放荡而担心自己染上了梅毒，后又主动照顾一位染上了严重肺结核的同学，结果被传染，但是并没有立即发病。
照顾同学期间，他和医院的女护士菊子相恋，却自以为身体已经不干净了而不敢接受这段爱情菊子为此非常痛苦，再加上不堪忍受家庭的束缚，最终决定出走南洋此后洪师武进入医学院读书，学到的医学知识让他明白了自己此前所患的并非梅毒，而只是一种叫做“软性下疳”的可医治的性病。
这让他追悔莫及，于是决定退学到南洋去寻找菊子姑娘，但二人最终也没能走到一起这场爱情悲剧使洪师武备受打击，他的肺结核也就此发病，并渐渐转为不治这篇小说称得上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疾病书写的一个独特范例，且不说在不长的篇幅里。
6密集出现了梅毒、软性下疳、肺结核等多种疾病，仅就与肺结核相关的描写而论，它也有不同寻常之处写过肺结核的中外作家不计其数，但是特意交代传染过程的，则并不多见郭沫若在小说中明确写到主人公由于照顾病人而被传染，这或许是因为学医的经历使他很清楚，肺结核的实质就是一种传染病，没有人会仅仅因为某种性格或气质而罹患此病。
然而更有意思的事情还在后面：“感染”与“发病”并不是一码事，二者可能间隔很长（没有医学知识背景的作家，恐怕很难注意到这一点），所以洪师武感染之后又有一系列情节，但到了最后，主人公发病的原因却是恋爱失败的打击——仍然是一个浪漫故事！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概括《落叶》中对肺结核的书写：作家的医学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抵抗了那种关于肺结核的固有“疾病隐喻”，但这次抵抗最后却以失败告终。
如果上述分析可以成立，我们或许可以猜测，郭沫若《创造十年》中的那句揶揄恐怕未必出于偶然：作为一个浪漫派作家，郭沫若很清楚肺结核背后的隐喻是什么，而且他有时也会禁不住这种隐喻的诱惑而让它出现在作品中但他的医学知识又使得他明白肺结核的病理学特征与文学意义之间的巨大鸿沟，所以肺结核作为一种疾病，其意义对于郭沫若来说远不像对其他作家来说那么不言自明。
更何况，文学创作毕竟是一种对于独创性要求极高的精神活动，当作家意识到一种隐喻已经被过度征用以至趋于僵化，甚而成了陈词滥调的时候，难免会有一种“挣脱隐喻”的冲动，《创造十年》中的那句揶揄，或许就是这种冲动的表现。
当然从《落叶》等具体作品来看，郭沫若的挣脱似乎并不成功相比郭沫若来说，鲁迅对“才子病”的揶揄态度看起来更加理所当然而鲁迅在作品中，也曾对肺结核的“疾病隐喻”进行过更加彻底的颠覆，只是其颠覆的方式与医学无关——尽管他和郭沫若一样，都有过学医经历。
二 “另一种”疾病：痨病严格来说，鲁迅的小说中从未出现过“肺结核”这三个字，却不止一次写到了以另一种方式被命名的肺结核——痨病为了讨论方便，我们不妨先看一下《辞海》中“结核病”的定义：【结核病】俗称“痨病”。
结核杆菌引起的传染病多由呼吸道感染,偶见消化道感染病理特征为结核形成和干酪样病变肺结核最为常见,其他组织或器官,如淋巴结、胸膜腹膜、脑膜、心包膜、肠、骨、关节、泌尿生殖器官、皮肤等都可患本病早期无明显症状,病情进展时,除全身症状如疲乏、食欲不振、消瘦、潮热等外,还有病变器官的局部症状。
极少数病者经淋巴、血行播散而发生粟粒性结核病,有高热及毒血症等症状7由这个定义来看，原则上痨病当然也可以指除肺结核外其他组织或器官的结核，但考虑到文学作品中写到的痨病基本都是肺痨，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就本文讨论的话题而言，痨病和肺结核指的是同一种疾病。
当然这仅仅是在事实层面上，至于二者背后的象征意义，则几乎完全相反，以至假如我们仅仅通过文学作品来了解二者，一定会误以为它们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疾病：肺结核的隐喻意义已不须重复，至于痨病（有时也写作痨症、肺痨等），则意味着苦难、劳碌与贫穷，它往往与底层民众的不幸命运联系在一起，而绝不像肺结核那样，只有落魄文人和多情少女才会感染。
鲁迅小说《药》中的华小栓，就是中国现代作品中最著名的痨病患者形象在小说里，他的病是由康大叔说出的，康大叔在华家的茶馆里吹嘘他的人血馒头“什么痨病都包好”，华大妈听了“痨病”二字立即“变了一点脸色”——尽管他们刚刚欠了康大叔的人情。
“痨病”的可怕在此显露无遗，它是一种绝症，对于无钱长期疗养的普通人来说，得了痨病就等同于死亡，除此之外绝不会有其他意义；而在传统社会，人们往往会迷信语言的魔力，所以康大叔说出“痨病”两个字来就是对华家人极大的不敬。
华家人面对痨病，根本不可能像苏珊·桑塔格笔下的雪莱、济慈、肖邦等人面对肺结核那样，把它当做什么高贵优雅的象征8，而只能感觉到恐怖和绝望当然对于康大叔和华家人来说，“肺结核”本就不在他们的语汇范围里，他们所熟悉的也只可能是“痨病”，不过在客观上，《药》通过对于肺结核的“重命名”，确实轻而易举地摆脱了那些固有的隐喻。
至于鲁迅的另一篇作品《孤独者》，提到痨病的方式则更加微妙——魏连殳死后，申飞去参加葬礼，其间和房东老太太聊到魏连殳生前的事：我打听连殳的病症，她却不大清楚，只说大约是早已瘦了下去的罢，可是谁也没理会，因为他总是高高兴兴的。
到一个多月前，这才听到他吐过几回血，但似乎也没有看医生；后来躺倒了；死去的前三天，就哑了喉咙，说不出一句话十三大人从寒石山路远迢迢地上城来，问他可有存款，他一声也不响十三大人疑心他装出来的，也有人说有些生痨病死的人是要说不出话来的，谁知道呢……。
9虽然房东“不大清楚”，但从她的描述中显然可以看出，魏连殳的症状非常像肺结核，更何况最后还借旁人之口，说出了他临死前说不出话正是“痨病”的表现如果说按照惯例肺结核属于知识阶级而痨病属于底层民众，那么《孤独者》似乎是个例外，不过我们不妨分析一下这个例外是如何出现的。
假设魏连殳确实患了肺结核，那么一旦他有机会自述病情，或者他的朋友申飞直接谈论他的病情，都十之八九不会用“痨病”这种表述，但作品偏偏拐了几道弯，通过房东引述别人的话来点出他患的是什么病，这就难免惹人猜想：作者是不是在故意避免使用“肺结核”这个词？笔者认为，这样猜想是不无道理的。
魏连殳很容易被视为愤世嫉俗者，但愤世嫉俗显然不是理解这个人物的关键，所以如果把肺结核这样一种“才子病”加之于他，恐怕难免会增大作品被误读的可能性但是既然如此，那么干脆让魏连殳死于他种疾病，岂不是更省事？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解释：在这篇小说中，鲁迅并没有完全拒绝肺结核的“疾病隐喻”，魏连殳那种阴郁的性格、孤独的癖性，其实也是肺结核象征意义的一部分，但是肺结核的另一些浪漫含义——即鲁迅在《病后杂谈》里所讽刺的那种含义，显然又是作品所不需要的，所以作者才通过避免提及肺结核这个名词，以及多重转述病情的特殊处理，达到“弱化”隐喻的效果。
类似的例子还有沈从文的《三三》这篇小说借一个乡下人之口，说那个脸色苍白的城里少爷患的是“第三等的病”，又说是“痨病”——这显然是指肺结核三期此处的写法和《孤独者》如出一辙，只不过沈从文更加尖刻，在让那位城里少爷患上痨病的同时，还故意让乡下人把“第三期”误说成“第三等”，这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反讽效果，因为肺结核毕竟是一种属于“上等人”的疾病。
由此体现的，是沈从文对于城里人一贯的不敬态度《孤独者》《三三》把本该得肺结核的人物和痨病联系在了一起，似乎让这“两种”疾病显得不那么泾渭分明，在二者中间留下了一些灰色地带但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例子并不常见，多数情况下什么人的病叫肺结核、什么人的病叫痨病，在现代文学作品中都是有比较严格的分界的，即使偶尔越界，那也一定是在某种特殊情形之下，就如上文所分析的。
此外，我们仍可以举郭沫若的小说为例，《残春》中多次提到S姑娘的病症，其中第一次是白羊君向爱牟介绍她：“说她常常说是肺尖不好，怕会得痨症而死”10，这是“痨症”在作品中唯一的一次出现，后来爱牟在梦中与S姑娘谈话时，说到她的病则一律称为“肺结核”。
很显然，“痨症”二字的出现是和害怕与死亡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在这种时候它才能发挥作用至于后面写到这位苍白、柔弱而可怜的姑娘出现在爱牟的梦境中时，可想而知，假如再出现“痨症”之类字样将是多么不合时宜《落叶》里面也是多数情况下都用肺结核指称洪师武的病，唯一的例外是这样的：。
他这症状一眼看来便可以知道是得了肺痨，而且我在病历牌上明明看见有“Tbc”三字，这便是医生惯用的Tuberclose的缩语了这位医生我觉得不免有些过于疏忽患着肺痨的人被人向他说明是肺痨，这是一种最残酷的宣告。
这位医生，他虽然用的是西文的简笔，以为可以瞒过患者，但他没有想到患者是可以懂西文的人，而且是可以学过医学的呢11写出“肺痨”（作者）恰恰是为了说明不应该写出肺痨（医生）——即使是用英文缩写，这意味着什么显然已经不需要分析了。
在《月光下》中，逸鸥的病也是多数时候都被写成“肺结核”，仅有的例外出自他在埋葬了夭折的孩子以后，在坟前独自说出的一段伤心话：“你妈妈也的确是太劳瘁了……现在还要服侍着我这个痨病的爸爸”12此处已经不仅仅是自怨自艾了，联想到后来逸鸥的决定自杀，他在这里说自己患“痨病”简直可以理解为一种自我诅咒。
由这些例子可知，“肺结核”多数情况下都不能用“痨病”代替，如有例外，那也往往是故意为了表现某种特别可怕的负面含义因此，这些例外非但并不足以推翻肺结核与痨病具有不同象征意义的结论，甚至恰恰能够从另一侧面证明这一点。
可以说，在浪漫派作品中，肺结核是疾病中的明星，正常情况下它的出镜率必须得到保证；而痨病则是它的替身，只有在最危险的场合才会出现然而有的时候，仅仅是严格区分“肺结核”与“痨病”的使用场景还不够，毕竟不管怎么说，二者实质上是一回事，这是作者与读者心照不宣的事实。
所以我们还能看到一些更加极端的例子，那就是为了弱化疾病的可怕含义，有些作品不仅绝不提痨病，甚至连肺结核的字样也尽量避免，而是用更加隐晦的字眼来代替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莎菲的病状被反复描写，但就是不点明她所患何病，只有几处含含糊糊地说是“肺病”。
从作品中描写的病程之长、痊愈之难、甚至有生命危险等特征来看，几乎不可能是普通的肺炎之类，而极有可能是肺结核，联想到一般被认为是《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蕴姊原型的丁玲好友王剑虹13，恰恰也是死于肺结核，我们有理由相信：所谓“肺病”，其实就是肺结核的隐语。
这在现代文学作品中并非孤例，丁玲另一篇作品《阿毛姑娘》中的白脸女人，郁达夫《茫茫夜》中的吴迟生，穆时英《公墓》中的欧阳玲等等，患的也都是同样的“肺病”此外，在中国现代作家里，巴金大概是最喜欢写肺结核的，而他的许多作品中“肺病”与“肺结核”两个词往往交替使用，意义完全一致，这很可以说明“肺病”在文学作品中未必是泛指所有肺部疾病，多数情况下就是特指肺结核。
更有意思的是郁达夫的《南迁》中提到肺结核的方式，留学生伊人因病到房州疗养，并与同来此地疗养的日本女学生O相爱，但是关于二人生的是什么病，从头到尾都没有任何交代（结尾处写到伊人患了肺炎，但那是疗养期间所患，并不是来疗养的原因），只有一段哑谜般的暗示：
……默默地走了三五分钟，伊人回转头来问她说：“你也是这病么？”一边说着一边就把自家的左手向左右肩的锁骨穴指了一下，她笑了一笑便低下头去，他觉得她的笑里有无限的悲凉的情意含在那里14这个哑谜实在难猜，好在郁达夫后来在另一篇小说《迟桂花》中给出了谜底——虽然谜底与谜面之间的关系仍然令人费解：《迟桂花》的开头，是翁则生写给“我”的一封信，其中明确问道：“你那篇《南迁》的主人公，写的是不是我？”后面则有“我”对于与翁则生交往的回忆：“那一年寒假之后，和他同去房州避寒，他的左肺尖，已经被结核菌损蚀得很厉害了。
住不上几天，一位也住在那近边养肺病的日本少女，很热烈地和他要好了起来，结果是那位肺病少女的因兴奋而病剧，他也就同失了舵的野船似的迁回到了中国”15这几乎就是对《南迁》情节的复述，由此可知伊人与翁则生实为同一人，那么伊人与O所患之病当是肺结核无疑了。
有意思的是，《迟桂花》中还交待，翁则生回国之后他的病居然奇迹般地好转了，已经在准备结婚，在这样的情况下直说出他当年患过肺结核，当然是无妨的可以说，无论是丁玲还是郁达夫，都对自己笔下的主人公呵护备至，一方面赋予他们一种最浪漫的疾病，另一方面却用尽一切办法来让这种疾病显得没有那么可怕。
所以我们简直难以想象，假如把“痨病”这个词和莎菲、伊人、少女O之类的人物联系在一起，那将是如何的不成体统但是在另外一些作品中情形则恰恰相反，人物所患之病必须直接以“痨病”命名，因为非如此不足以表现人物的苦难。
除了上文提到的《药》以外，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比如张爱玲《金锁记》中的芝寿，在一个扭曲的家庭中被活活折磨致死，她的死因正是“肺痨”不过，芝寿虽然实际上是一个被压迫者，但至少她在名义上是大户人家的儿媳妇，所以这个例子还不算典型。
更能突出体现痨病的隐喻意义的，还是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比如鲁彦《屋顶下》中的本德婆婆，本来很强健的身体由于一场大病而突然衰弱，又因为怕花钱而不肯看医生，致使病被拖得越来越厉害，“有时又像变了痨病”。
考虑到痨病是一种由结核菌引起的传染病，说它会由其他疾病“变”来，似乎有点匪夷所思，但本德婆婆是一个劳苦终身的女性，这样的身份无疑是与这种疾病高度匹配的，在中医看来，痨病恰恰是一种“积劳损削之病”16许杰《改嫁》中的启清嫂，丈夫也是死于痨病，虽然作品交代了启清可能被传染过，但他发病的直接原因还是启清嫂生育期间，他于日常劳动以外还要服侍妻子而过于辛劳。
更有甚者，在阳翰笙的小说《枯叶》中，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由于过早地被送到工厂劳动，竟然也积劳成疾，得了“肺痨”中的一种——童子痨上述作品中的痨病患者，尽管无论就数量还是知名度而言，恐怕都远逊于同时期作品中的肺结核患者形象，但是比之于肺结核，痨病的象征意义甚至更加明确而坚固：前文提到，才子佳人患的病虽然绝大多数时候被称为肺结核，但还是偶尔会有例外；反过来，像华小栓、芝寿、本德婆婆、启清、女童工这一类人，则从来不会得肺结核而只会得痨病。
痨病对于他们来说，或是苦难与愚昧的象征，或是贫穷与劳累的结果，他们的世界，和肺结核患者所属的那个世界无疑有天渊之别但是肺结核的文学意义早已得到研究者的普遍关注，而隐喻意义更加鲜明的痨病，在文学研究中却鲜被论及，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以往讨论的至多只是这种疾病的一半。
不过笔者的兴趣不在于继续探讨痨病的文学意义，而是想通过同一种疾病的不同隐喻，来重新审视文学研究中常见的另一个与疾病关系密切的话题——身体三 “身体”的不平等与多义性指出肺结核还有另一个名称、且伴随着另一种隐喻意义，并不能推翻肺结核在文学作品中是一种贵族病的结论，相反，这一事实恰恰是其贵族性的极端体现，因为它说明得肺结核是需要资格的，“肺结核”只属于具备特定身份的人，其他人即使得了此病也要用另一个名称。
这种“同病异名”的现象非常耐人寻味，因为疾病是作用于人的身体的，它本身对任何身份和阶级的人都一视同仁，换句话说，既然疾病将所有的人都还原为身体，那么疾病面前人人平等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上文的分析已经表明，在文学作品中并不存在这种平等——在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或许有必要关注一种比较激进的关于疾病的观点，它来自柄谷行人：。
疾病与作为隐喻的疾病能区别开来吗？即能否说一方面存在着明确的“肉体上的疾病”，另一方面存在着作为隐喻而使用的疾病？病只要有这样的分类与区别，就会是客观的存在比如，只要医生如此命名我们便是有病的，即使在本人没有意识到疾病的情况下，这仍然是“客观的”病，反之，本人感到很痛苦而不被认为是疾病这样的情况亦存在。
换句话说，与每个人身体上的反应无关，病以某种分类表、符号论式的体系存在着，这是一种脱离了每个病人的意识而存在着的社会制度本来病从一开始便具有意义……从每个人的病意识，医生-患者的关系中,进而到与所赋予的意义自立起来的“客观的”病，实际上都是由现代医学的知识体系创造出来的。
17如果疾病与人的身体压根没有必然关系，那么所谓身体在疾病面前之不平等问题，就变得毫无意义了然而把疾病完全看成一种“社会制度”，这难免过于“后现代”了些，毕竟，尽管柄谷行人所说的有病而无症状、有症状而无病的情况确实存在，但并非普遍现象，更何况症状也不是决定疾病之客观性的唯一因素。
所以，笔者倾向于用一种更温和的方式来理解上述说法：所谓疾病是一种“社会制度”，并不意味着它真的能够脱离病人的身体而存在，但作为制度的疾病确实能够对身体进行划分，在病体与健康的身体、一种病体与另一种病体之间构造出一种等级关系，而且这种划分的依据不一定是明确的、客观的，却很可能伴随着某种想象。
换句话说，真正与人的身体无关、而完全被“创造”出来的，并不是疾病本身，而是由疾病带来的等级关系上文讨论的痨病与肺结核的区别，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但是，这种本质上与身体无关的等级关系，却偏偏通过对于身体的区别才能体现，因而身体在疾病面前便具有了某种“阶级性”。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鲁迅在回应梁实秋的“人性论”时，关于“出汗”的那段妙语：“譬如出汗罢，我想，似乎于古有之，于今也有，将来一定暂时也还有，该可以算得较为 ‘永久不变的人性’了然而‘弱不禁风’的小姐出的是香汗，‘蠢笨如牛’的工人出的是臭汗。
不知道倘要做长留世上的文字，要充长留世上的文学家，是描写香汗好呢，还是描写臭汗好?”18其实就鲁迅和梁实秋争论的问题本身而言，这段话难免强词夺理之嫌，毕竟“人性”并不是关于身体的概念，以出汗这一身体现象作比似乎有点不伦不类。
但是鲁迅所举例子的有趣之处在于，它通过指出“出汗”这种看起来最具普遍性的身体现象，其实也有社会身份意义上的内在差别，嘲讽了同样基于普遍性想象的“人性”论调而肺结核之于痨病，恰恰相当于鲁迅笔下的香汗之于臭汗：香汗臭汗之别，实乃社会身份之别而非身体之别——工人身上的臭汗和小姐身上的香汗之所以不同，绝不是由于汗液本身成分的差别，正如痨病和肺结核之不同，绝不是由于致病菌的差别一样。
出汗也罢，生病也罢，它们虽是生理现象，却从来不会只关乎人的身体，因此也就不可能因为在生理层面上是一回事而有统一的象征意义然而在许多对于疾病书写的研究中，更加司空见惯的却正是对身体之普遍性的想象比如，有些研究者往往会把疾病与“主体性”问题联系起来讨论，因而便会产生类似这样的逻辑：疾病是作用于身体的，人在得病后由于时刻感知着病痛，故对自己的身体远比平时敏感；而身体又是自我与外在的社会、历史发生关联的中介，因此对身体的“发现”往往可以导向自我意识的觉醒；这种自我意识又通过现代性的装置，与民族国家等更宏大的主题发生勾连、碰撞，最终通向了现代“主体”的创生。
19简言之，就是在“疾病—身体—自我意识—主体性”之间，似乎存在一条不证自明的逻辑通道在这一逻辑之下，“身体”往往倾向于被理解为一种同质的、无差别的存在，但我们是不是可以多问一句：这里的“身体”究竟是谁的身体，而所谓“主体性”又是谁的主体性？显而易见，只有在以知识阶级为主人公的作品中，上述逻辑才能够成立，假如生病的主人公换一种身份，那么借由患病的身体而获得的“自我意识”就会变得非常可疑，更遑论“主体性”的问题了。
当然，在讨论“主体性”问题时，研究者关注的本来也多半是那些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作品（如郁达夫等创造社作家的小说），所以这些研究在逻辑上是能够自洽的，笔者也并不想说，在讨论疾病时“忽略”了身体的不平等性就是一种“缺陷”。
但是如果暂时离开对于疾病的讨论，我们却可以联想到，“身体”这一概念似乎一直以来都蕴含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意义：它既可以是最抽象的，也可以是最具体的就前者而言，“身体”是与精神或者灵魂相对立的概念，同时也是精神或者灵魂的镜像，它提供了一种从整体上观照或者反思人类精神世界的视角，无论是基督教传统中的“道成肉身”，还是尼采所谓“要以身体为准绳”，都显示出一种对于身体的极端抽象化理解；就后者而言，“身体”则只是一团彻头彻尾的物质，它并非作为精神的对照物而存在，而“只能作为一种工具性机器而存在：要么是生产性工具，要么是生殖性工具。
为了维持这种机器的高速而有效的生产，现代性和资本主义既利用理性制度，也利用道德伦理来控制身体”20，在笛卡尔之后的西方哲学中，“身体”长期以来扮演的就是这样一个角色而且有趣的是，上述两种对于身体的理解并非总是不可通约，比如福柯的身体理论源自尼采虽然是公认的事实，但是他在批判权力对身体的铭写时，却总是坚持“身体”的具体性而拒绝对其作抽象化理解，在这一点上，福柯继承的显然是后一传统，而与把身体视作“权力意志”本身的尼采大异其趣。
此时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文学作品中的疾病书写问题，便可以进一步发现其中的吊诡之处：一般来说，抽象的身体总不可能是带病的，尼采就反复强调他所赞美的是“健康的身体”，身体一旦患上了具体的疾病，似乎理应失去被抽象化的资格才对。
但实际上恰恰相反，人们——无论是作家还是研究者——还是更习惯于去探究那种抽象的、能够通向精神世界的、因而也更加浪漫的身体，就算这身体与疾病联系在一起时也不例外之所以会有肺结核这样被“浪漫化”的疾病，原因大概正在于此，而将“主体”的建构与疾病联系在一起，其实也是疾病浪漫化的一种自然延伸，如果我们把主观性、个人性理解为浪漫主义的特征的话。
但与此同时，那些不具备浪漫含义的疾病在文学中也是必不可少的，正如福柯在讨论权力对身体的塑造与铭写时一定要以具体的身体为对象那样，作家在把疾病作为批判现实社会的手段时，也需要一种“去浪漫化”的疾病如果说肺结核是一种“浪漫主义”疾病的话，那么痨病则无疑是一种“现实主义”的疾病，二者的分工恰到好处地展示了身体的多义性。
然而许多研究者都曾指出过，中国现代的现实主义文学与浪漫主义文学之间的分野，其实并没有西方那么清晰：一方面，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缺乏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那种理性精神，作家往往没有耐心用客观、冷静的态度去分析社会，他们普遍具有非常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对于现实的描写和揭露经常是与对国家、民族出路的求索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就会或多或少地带上理想主义的色彩；另一方面，中国的浪漫主义作家其实也远远没有他们的西方同侪那般“浪漫”，严酷的现实经常使得他们不可能耽于幻想，而更倾向于“借助于日常生活的‘河道’，来倾泻人物内心情感的‘激流’”。
21二者的共同背景，便是近代以来千疮百孔的中国社会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代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文学，是否也正像肺结核与痨病一样，其实是面对近现代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病体”，而对同一种疾病的不同命名？。
END 向上滑动 查看注释1 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7—108页2鲁迅：《病后杂谈》，《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167页3 吴晓东：《一片被蚀而斑斓的病叶——疾病的文学意义》，《书城》2003年第4期4 [美]苏珊·桑塔格著、程巍译：《疾病的隐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5《月光下》可能稍有不同，因为它写的是抗战期间文化人困窘的生活状况，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而没有明显的浪漫色彩。
但是如果褪去抗战的时代外衣，就会发现逸鸥这个人物的精神世界，其实和郭沫若二十年代塑造的爱牟等穷困潦倒的文人毫无二致6《落叶》是中篇小说，其主要篇幅由菊子写给洪师武的41封信构成，只是在前面有一段约四千字的引子，写叙述者“我”在洪师武临终前去看他，并受他之托把他珍藏的菊子的信拿走，预备据此创作小说。
交待洪师武生平的内容，都出现在这短短四千字篇幅内7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医药卫生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5页8参见《疾病的隐喻》第27页按，该书中译本提到这些诗人和艺术家时，也用到了“肺痨”“痨病”等表述，但这完全是翻译过程中的问题，它们与结核病一样，对应的英文单词都是。
tuberculosis这并不影响我们讨论中文作品里痨病和肺结核不同的象征意义9鲁迅：《孤独者》，《鲁迅全集》第2卷，第108—109页10郭沫若：《残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9卷，第29页11
郭沫若：《落叶》，《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9卷，第68—69页其中的Tuberclose（作者原注“结核”）原文如此，疑误，参见注812郭沫若：《月光下》，《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0卷，第111页。
13参见张志忠：《剪不断，理还乱——“莎菲”形象与作者丁玲之间的纠缠辨析》，《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贺桂梅：《丁玲主体辩证法的生成：以瞿秋白、王剑虹书写为线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8年第5期等14郁达夫：《南迁》，《郁达夫全集》第1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0页15郁达夫：《迟桂花》，《郁达夫全集》第2卷，第380—381页16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辞源（合订本）》，商务印书馆。
1988年版，第1163页17 [日]柄谷行人著、赵京华译：《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86页18鲁迅：《文学和出汗》，《鲁迅全集》第3卷，第581—582页19参见吴晓东：《中国现代审美主体的创生——郁达夫小说再解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7年第3期；黄晓华：《前期创造社疾病书写与现代人的建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3期等20汪民安主编：《身体的文化政治学》，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第1页21刘中树、许祖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第187页。
—— 现当代文学通讯 ——轮值主编：刘彬本期编辑：康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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