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当我写第一篇关于航空公司放松管制的评论文章时，我还是一名大四学生。这是《康奈尔每日太阳报》(“伊萨卡岛唯一的晨报”!)上一篇题为“我们在华盛顿的人”的社论，是关于艾尔弗雷德·卡恩的。卡恩是康奈尔大学一位色彩缤纷的经济学家，1977年至1978年，他在民用航空委员会主持了对航空公司的放松管制，后来成为吉米·卡特总统的通货膨胀沙皇。
我写道:“当卡恩开始抨击航空保护主义时，航空公司尖叫起来，但今天票价更低了，乘客数量大幅增加，航空公司实际上是在盈利。除了那些不再有全国航空服务的小城市，每个人都很高兴。”
说到航空公司，除了在它们自己的广告中，你不会经常听到“快乐”这个词。人们抱怨高昂的票价、不可靠的服务、缺乏伸腿空间等等。
公众的不满为讨论一些相当极端的解决方案创造了机会。法学教授加内什?西塔拉曼(Ganesh Sitaraman)在去年出版的《为什么飞行是痛苦的，以及如何解决这个问题》(Why Flying Is Miserable and How Fix It)一书中提出了一些想法，比如用单一的政府运营的航空公司，或者像公用事业一样监管单一的私营航空公司，或者由政府运营的航空公司与私营航空公司一起运营(“公共选择”)来取代目前的体系。
范德比尔特法学院(Vanderbilt Law School)教授西塔拉曼(Sitaraman)对一个政治上更容易接受的选择抱有更高的希望，那就是“监管竞争”，这与美国从1938年到1978年的做法更接近。
本周，我采访了负责范德比尔特政策加速器的西塔拉曼和美国经济自由项目高级研究员威廉·麦吉，并与他们交换了电子邮件。他们让我提前看了一下这两个组织将于周二发布的白皮书，题为《如何解决飞行问题:一种监管航空业的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