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最早的记忆中，我坐在祖母的腿上。空气中弥漫着成熟无花果的香味，弥漫着夏末的平静和满足。我们坐在凉爽的石灰岩阳台的树荫下，周围是家里青翠的山地农田，这个村庄现在在以色列，但对我来说一直是巴勒斯坦。
我们的手一起把从她花园里的藤蔓上摘下来的葡萄叶子扯开。我的妻子会用这些叶子来做我最喜欢的菜:瓦拉克纳布，也就是葡萄叶馅。我的祖父母是农民。他们耕种土地，土地也耕种他们。
我是他们的儿子生的，儿子娶了一个来自纽约的美国人。我在新英格兰长大，是一个美国人——我读斯坦贝克和鲍德温的书，听鲍勃·迪伦的歌——但每年都会回到卡梅尔山看望我的家人。当我12岁拿起相机时，我开始拍摄我周围的事物:巴勒斯坦人的生活。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实践的发展，我注意到西方对巴勒斯坦社会的概念与我所创造的形象——我所过的生活——之间存在着不协调。在新闻媒体上，巴勒斯坦人经常被描绘成戴着面具、充满暴力的人，或者是可有可无、毫无生气的人:一个没有面孔、悲惨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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