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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记忆》不只是历史记载的风霜雪雨

监狱人民警察桌案上的闲情雅致

  她是每一位与监狱有关的事与人的前世今生

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委，著名学者葛剑雄：一个民族不重视历史是可悲的，但一个民族只能通过玩游戏来学历史，那不是更可悲吗？所以，在任何社会，特别是在现代社会，对历史的解释权，对历史本身的研究，绝对不能因为存在像现在这样一种表面的“历史热”，就觉得应该让公众主导。

      从四川巴中市寄来的监狱文物，是一张劳改工作会议出席证。我惊奇这张历经了六十多年的纸质出席证，品相完好无损。

      繁体字印刷说明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使用的。繁体字就是与简化字相对的传统汉字。繁体中文至今已有三千年以上的历史，直到1956年前一直是华人中通用的中文的标准字。中国于1956年开始制定和推行简化字。从此，简化字在中国成为了规范汉字。

      这张劳改工作会议出席证，编号153。单位是苏北。出席人，郭路。可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江苏省公安厅召开劳改工作会议所使用的证件。但是，劳改工作会议出席证一般不会作档案保存，所以，无法考证具体是那一年的。

      我马上联系苏州监狱的王晓山主任。王晓山多年来笔耕不辍，锲而不舍，著作颇丰。果然，他参与过江苏监狱史研究，对苏北劳改支队的历史沿革一清二楚，打开了我的研究思路。

      2012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了《苏北利亚》。作者于疆，1954年毕业于上海市市东中学，同年考入南京工学院电力工程系，四年级时被错划为右派，其后22年在苏北劳改农场度过。

      《苏北利亚》里所记述的，就是他在劳改农场的那段“悲惨离奇荒诞”的牢狱生活。编者在“内容提要”里这样介绍：《苏北利亚》是一部个人回忆录，也是一代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实录，记述作者作为一名大学生右派，在苏北集体农场中度过的二十多个春秋，如何一步步从理想主义者变成现实主义者。对当年的极“左”路线，作者作出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其中，有关生活、劳动、教学、恋爱等等故事，都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发生，离奇荒诞，惊心动魄，极具传奇性。

      我国的海岸通常以温州为界，温州以南为岩岸，以北为沙岸。然而人们鲜少注意到在苏北濒临黄海的地方，还有一段漫长的，既非岩岸又非沙岸的滩涂。这片滩涂，在一个特殊年代的一个特殊人群中，流传着一个古怪而又悲凉的名字——“苏北利亚”。 “苏北利亚”是“苏北”和“西伯利亚”的合成词，是将苏北比喻为西伯利亚。确切地说，这是由大有农场、东直农场、新荡农场、民生农场和潮河农场等五大劳改农场结合成的，涵盖了从废黄河口到灌河口的广袤海涂。

     “苏北就是苏北，什么苏北利亚，洋腔洋调的，以后不准讲。”一个劳改干部当众宣布道。幸亏他没听说过西伯利亚这个地方，因此丝毫意识不到“苏北利亚”寓意“西伯利亚”呢！ 

      1956年出生于苏北某劳改农场的杨学军主任，1970年随父母下放农村。当兵后从政。在担任江苏省宿迁市市史志办主任期间，曾被聘为顾问，参与《洪泽湖监狱志》的后期审稿。

他发表了《也说“苏北利亚”——一个男孩眼中的劳改农场 》：书写得不错。作者那平实的表达、幽默的语言和温而不火的情绪，比较适合我的口味。不过，真正吸引我一口气将其读完的根本原因是：书中所记述的“苏北利亚”——江苏最大的劳改农场及其前身苏北沿海地区五大劳改农场，是我人生最初成长的地方！应该说，在这部作品里，我看到了一个蒙冤者的挣扎、抗争和隐忍，领略了一名批判者的尖锐、执着和思辩，也感知了一位作家的学识、中庸和良心。

       杨学军主任坦言：在我眼中，农场并非天堂；但在于疆的笔下，农场或已成了地狱。

      上世纪50年代初，为巩固新生的共和国政权，全国各地开展了大规模的“镇反”运动，加上土改运动的“斩获”，一批批“地富反坏军警宪特分子”和其它“严重刑事犯罪分子”被投入监狱。一时间，各大中城市和县城的监狱看守所人满为患，亟需组建一批能容纳并教育改造众多罪犯的场所。于是，地处黄海之滨的“华东军政委员会苏北新人农场”应运而生。新人者，将罪犯改造教育成新人之意也，这表明了组建这个劳改单位的真实目的。

新人农场政委兼场长姜文章，1932年参加革命

      “新人农场”自1952年6月开始筹建，初为总队（地厅）级建制，隶属于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首任政委兼场长是红军干部姜文章（后兼任江苏省公安厅副厅长）。农场实行总场（总队）、分场（处）、大队（科）、中队四级管理体制，干部们按部队职务套入相应职级岗位。农场领导机构成立后，又先后从华东公安部、华东公安部干部学校、华东军政大学教导团（整建制，农场干部的主体）以及浙江、福建支队等单位调进干部1900名。干部中“老八路”居多，老红军还有喻国兴、徐福生，女红军王文珍等等。

1952年，向海滩进军

这批先于犯人进入农场的干部，会同从当地滨海县临时招募的25000余名民工紧急奔赴海滩，拦海筑堤，修桥铺路，搭建临时工棚。 两个月后，17494名罪犯（反革命犯占90％）陆续进入。新人农场在欢庆建国三周年的鞭炮声正式宣告成立。新人农场继更名为建设农场（划归江苏省）之后，并在1956年被拆分为东直、新荡、民生、潮河、大有等五个农场，在押犯人总量虽大幅减少，但总体规模有所扩大。

建场初期。那时的盐碱地里除了盐蒿就是芦苇，连一棵野菜也找不到。吃饭毕竟是第一件大事。平日里，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到了青黄不接或大雪封门之前，就不得不派人四出买粮运粮。运得顺利，自然没有故事。如果不顺利，那其中的故事，就难免骇人听闻了。1952年12月1日，农场二分场二大队副大队长唐金平等干部带着犯人到总场背运粮食，在回来的路上，突遇寒流，鹅毛大雪铺天盖地，气温令人难以置信地由零上10度骤降至零下22度！在家留守的副教导员谷万江情知不妙，立即带人前往救援，却无力回天。结果，导致了冻死56人、冻伤100多人的特大事故。事后，谷万江、唐金平等与此相关的一批干部受到处分。时隔半个世纪，谷万江老人回忆起此事，仍认为这是“一生都难忘的最大 最深刻的教训。”这一最终变成事故的故事，发生在于疆进场之前，于疆在书中借别人之口转述了此事，将冻死人数说成了100多人，看来是以讹传讹。

1959年，东直农场萝卜大丰收

      据《洪泽湖监狱志》记载，三年困难时期，农场犯人的月粮食定粮先后调整了28次，由22公斤下调至14.5公斤。为了让犯人（劳教）们在一减再减的定量之下不致于非常减员，当时在东直农场主持工作的家父，力主大面积扩种萝卜（包括白萝卜和胡萝卜），连年获得丰收，我家姐弟仨还抱着大萝卜照过相。萝卜丰产后，父亲和他的同事对上隐瞒了部分产量（因为萝卜不属于粮食）。结果，尽管顿顿胡萝卜让于疆们吃得两眼发绿，但东直农场没有在那三年中因饥荒饿死人终归是不争的事实。 东直农场没饿死犯人的“成绩”，受到上级的关注，种胡萝卜瞒产一事却“因福得祸”东窗事发，父亲被作为“右倾”受到追究，文革期间又旧事重提在劫难逃，直到1979年才获平反。      据杨学军掌握的准确情况，就在于疆进场之际的1957年底，东直农场已奉命改为劳动教养管理单位。农场里原有的犯人悉数调往其他农场，换上了来自各地的劳教人员。到1958年初，已先后收容劳教人员5266名，其中右派1053名。须知，劳改和劳教是有本质区别的。按当时的政治口径，劳教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仍享有选举权等政治权利，劳改则是“敌我矛盾”。另外，劳改是有具体刑期的，劳教在当初是没有规定期限的，日后随机根据表现确定是否解除劳教。所以有个说法，叫做“劳改有期，劳教无期。”这也许就是于疆对其“刑期”长短语焉不详的原因。到了1961年，才对劳教人员重新确定劳教期限，这恰好又与于疆的“四年解教”之说相吻合。

       杨学军先生突然感悟：我的这些文字与于疆的这本书并没有必然的关联度。要说有关联，不过是受他的启发也来“晒一晒”自已印象中的劳改农场罢了。由于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劳改农场中发生的一切都不为外界所知，几十年来甚至连一篇反映农场工作生活的新闻报道都见不到，更何况回忆文章和文学作品了！我想，假如我和其他对苏北劳改农场有所了解的人不发出声音，那么，《苏北利亚》就势必成了外界了解劳改农场的唯一公开的线索，而这一线索提供的只是狱中人所能看到的一切。这显然是不全面的，而我所提供的也许恰恰是另一面。

（感谢杨学军先生提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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