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班凑得7万5给老师治病，师母却说仅收到7500，班长核查转账记录
手机响时，我正蹲在阳台洗拖把。
班级群里，周涛连发了几条消息：老班主任张建国查出急性白血病，正在医院治疗，费用缺口很大，问大家能不能帮一把。
诊断单拍得模糊，“急性髓系白血病”几个字却看得清清楚楚。
我叫李伟，是当年的班长。毕业以后，大家各忙各的，群里常常半个月没人说话。那天消息一出来，平时沉默的同学都冒了头。
“老张带我多年，我出五千。”
“算我一份，多少都行。”
我没在群里多说，先给师母赵静打了电话。她在电话里哽咽着说，老师已经开始治疗，后面还要做不少检查，家里积蓄撑不了多久。
我下班后赶去了医院。病房里，张老师刚做完检查，脸色苍白，仍旧认出了我。
“你怎么来了？不上班？”
“来看看您。”
他费力地抬了下手：“看完赶紧回去，别耽误挣钱。”
还是那副老脾气。我鼻子发酸，笑着应了一声。
回家后，我把病情告诉同学们，强调捐款完全自愿。大家陆续把钱转给我，我一笔笔登记，核姓名、金额和到账时间。三天后，账面合计七万五千三百六十二元。
我把明细发进群里，第二天取出现金，装进牛皮纸袋，亲手交给了师母。
她抱着纸袋哭了，说替张老师谢谢大家。我当时只顾着安慰她，没当面点钱，也没让她写收条。那是我第一次替这么多人收钱，却觉得师生之间不必讲这些。
一个月后，陈雪打来电话，说她母亲在菜市场碰见师母，问了老师的情况。师母说，班里凑了七千五，已经帮了大忙。
我握着手机，好半天没说话。
“会不会听错了？”我问。
“我妈当面确认了两遍。”陈雪说，“师母说得很清楚，就是七千五。”
挂掉电话，我坐在沙发上，把那天交钱的情形重新想了一遍。纸袋很厚，师母也亲手接过去了。七万五不可能凭空少掉六万多。
我不愿意相信她会动这笔钱，却不能只靠不愿意相信。
我翻出银行记录和登记表，把每一笔重新核对了一遍。数字没有错。我随后拨通师母的电话，先问了张老师的治疗情况，再装作随口提起捐款：“我做账要跟同学交代，您收到的数额是七万五千三百六十二，对吧？”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
“不是呀，”师母说，“是七千五。李伟，你是不是记错了？”
我攥紧手机，指节发白。
“师母，您确定？”
“我记得很清楚。怎么，账目出问题了？”
我没有当场拆穿，只说自己再核对一下。
第二天，我约了周涛一起去医院。师母从走廊那头拎着暖水壶回来，看见我们，笑容顿了一下。
“你们怎么来了？”
“来看老师，也有笔账想跟您核对。”我说。
她把我们带到病房外。我告诉她，后来又有人托我转一笔钱，账目混在一起了，得先确认她上次实际收了多少。周涛站在旁边配合，说怕自己登记时弄混了。
师母抿了抿嘴：“就是七千五吧。”
我拿出手机，把入账记录给她看。周涛、陈雪、王浩、刘敏……每笔都有姓名和时间，合计七万五千三百六十二。
“师母，我当时亲手把纸袋交给您。”我说，“现在想请您告诉我，那笔钱去了哪里。”
她盯着屏幕，脸色一点点白下去。手里的暖水壶歪了，水晃到壶口，她赶紧扶正，嘴唇动了几次，却没发出声音。
周涛压着火问：“您是记错了，还是有别的原因？”
师母坐到长椅上，双手捂住脸，肩膀开始发抖。
“钱还在。”她哭着说，“一分没花。是七万五，我撒了谎。”
我胸口发闷：“为什么？”
她哭了很久，才断断续续地说出实情。张老师住院前，儿子张博做生意亏了钱，外头欠着债。催债的人找上门来，家里人整日提心吊胆。捐款送到那天，她听说对方又来催，脑子一热，想先把钱拿去堵住那边，免得儿子出事。
“我想着再慢慢补回去，”她抹着眼泪，“可我越拖越害怕。别人问起来，我就只能继续说少收了。”
“这不是您的钱。”周涛说。
“我知道。”她低着头，“我知道错了。”
师母带我们去了她租住的小房间，从床底拖出一个旧皮箱。牛皮纸袋压在衣物下面，封口还在。我打开数过，金额一分不少。
我松了口气，却没有把纸袋递回去。
“这笔钱不能再放在您手里。”我说，“我会直接交进医院账户，回执发到群里。”
师母没有拦，只低声求我别告诉张老师。她说他现在经不起折腾，怕知道儿子的债和这件事以后病情更糟。
我看着她发红的眼睛，心里没有轻松。她是被逼得慌，但她用学生的钱堵儿子的窟窿，还对所有人撒了谎。
“我不能替您决定该不该告诉老师，”我说，“但捐款的事，我必须对同学交代。”
当天晚上，我把事情经过发进班级群，没有替师母遮掩：七万五千三百六十二元没有少，钱已找回，将直接用于张老师治疗；师母曾把实收金额说成七千五百元，原因是家里儿子的债务出了问题。
群里很久没人说话。
我没有替任何人求情，只补了一句：“是否再捐，由大家自己决定。这次的钱不会经过我或师母的手，直接交医院。”
过了十来分钟，陈雪发来消息：“我还是愿意帮老师，但这次得把账公开。”
周涛跟着转了一笔：“老师的治疗不能停，账也得清楚。”
之后陆续有人响应，也有人说心里不舒服，不再捐。我没有劝任何人。第二天，我和周涛把找回来的钱交到医院财务窗口，拿了缴费回执，拍照发进群里。
那七万五千多元终于回到了它该去的地方。
几天后，师母给我发来一张缴费单，说她会按治疗情况把后续支出逐笔记下来。她没有再提那顿道歉的饭，我也没说原谅。
过了一段时间，我去医院看张老师。他精神仍旧很差，问我同学们最近有没有联系。我说大家都惦记他，也把钱交进了治疗账户。
张老师点点头，轻声说：“你们这帮孩子，做事比我当年教得还认真。”
我没告诉他师母曾把七万五说成七千五。不是替她圆谎，而是那段时间他的治疗已经够难了。我把这件事留给师母自己去面对，也把该有的账目和边界留在同学们面前。
走出病房时，我手机里还存着那份转账明细。每一笔都对应着一个名字，也提醒我：信任可以给，但涉及大家共同托付的事，不能只靠信任。
那天，班里凑了七万五给老师治病，师母却说只收到七千五。最后，是一笔笔核对过的转账记录，让那笔钱回到了医院，也让所有人看清了该守住的分寸。